----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在线举办内部研讨会
3月25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举办了一次内部研讨会。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研讨会以网络视频形式进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国务院参事夏斌召集并主持，30余位首席经济学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23位首席在会上进行了发言，有6位首席提交了书面发言。
研讨会围绕“全球与中国经济走向”、“货币与财政政策对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等话题展开讨论，首席经济学家们各抒己见，最后共形成会议纪要近四十万字，供决策层参考。
一、世界经济负增长在所难免，中国经济要合理确定发展目标
毫无疑问，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冲击，无疑是2020年一只巨大的“黑天鹅”，各大机构也纷纷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测。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3月18号我们下调了中国经济的增速，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季度经济特别差，二季度环比上升，但会受到一些阻力。从目前看来，复工复产虽然比较快，但还没有回到原来的水平，假设二季度复工复产完全都能恢复，但是需求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汪涛表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更多是要控制疫情、尽快恢复生产、保障民生。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今年中国GDP翻番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我们预测一季度环比是下降，二季度是反弹，所以V型反弹没有问题，但反弹到哪一个程度，很难预测，现在预测二季度同比增长1%，坦率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朱海斌表示，整体来看，今年中国经济还是会正增长，但全球是负增长。另外中国今年还是需要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下一个五年计划可以维持原有的判断，今年更多是防疫克服短期困难。
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虽然我的预测和朱海斌、汪涛很接近，但我注意到很多的同行在计算外贸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时候，关注更多的是净出口。如果是只看净出口，有可能判断我们今年一二季度外需跟去年差别不会那么大，因为我们一二季度有可能因为石油价格下行进口骤减，使得净出口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外贸对我们国家经济影响很小，这是不对的。
陆挺表示，我们国家GDP是出口所生产的，并不是进口抵消的，如果那部分失业人员不能在短期内找到别的工作，实际上这个窟窿很难弥补，出口减少多少，按照增加值来计算，对GDP的影响就是多少，直接影响GDP，也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就业，接下来这个问题将会非常严重。
瑞信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表示，疫情蔓延、信用坍塌和经济衰退这三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在我看来，这场危机的长度比深度更重要，而这方面的不确定性更高。V型反弹的前提条件就是疫情可以很快得到控制，哪怕不消失，但可以得到很快的控制。
陶冬认为，这次疫情相比2008年，2008年是金融危机，银行流动性突然一下子猝死，这带来一个急性金融市场的爆发。这一次实际上是一场经济危机，并不是银行缺钱，而是银行后面的客户缺钱，许多的企业会面临现金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各地都会有一个现金流的问题。这在目前的经济学家的预测中间，我认为还是不充分的。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直观上来讲，出口订单的损失使得今年上半年中国GDP下降2个百分点，还有很多间接影响，对就业、收入的影响，加起来对上半年冲击可能达3到4个百分点，影响非常大。所以我想非常规时期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要有忧患思维，因为这次冲击不亚于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关于预测增长，本身不确定性太大，因为疫情还在发展之中，所以我们现在预测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离的越近的预测比离得越远的预测精准很多，比如现在对于一季度的预测，现在偏差并不是太多。第二个数据预测特点，我们是用了几种方法在做预测，会发现用GDP生产法做预测，和GDP产出法做预测，实际上预测结果差距比较大，产出法会倾向于夸大或者说扩大受到的损失影响。不管预测数据是多少，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个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影响是很大的。
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对于中国、全球经济，可能大家对于经济增长的快慢程度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总体来说，中国一季度的经济负增长是不可挽回。另外今年全球经济不管衰退多少，衰退是有共识的，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我们在考虑，特别是开两会考虑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排除一些不切实际的增长目标，可以把一季度忽略，我建议在后面更加注重就业，能够保证不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破产。
丁爽表示，经济增长目标是如果能够保证后三个季度，能够维持在5%左右，而不是前两天路透社报道还要全年维持5%左右，而是后三个季度维持5%左右，是可以使得就业市场保持平稳。
前长江养老保险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表示，不要太在意经济预测，因为现在是处于经济波动的拐点。虽然我自己2016年和2017年参加了两次远见杯的经济预测比赛，两次都获得第一，而且我在美联储时曾对华尔街所有经济预测者的行为作过系统化的量化研究，但我必须强调经济预测的一个基本科学原理，就是在拐点时刻的预测是不可靠的，在计量方法上叫做结构突变，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在拐点时我们会看到不同经济学家之间预测结果的差异会非常大，不要太在意，更不能将预测结果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如果说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本质上不会是因为疫情，而是由于我们近几年市场化的倒退。
俞平康认为，宏观经济周期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定理，就是一次性的下滑或冲击，对于整体的经济周期、对于个体的投资消费等行为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政策的立足点，在于如何把疫情造成的影响封冻在短期，不管是一两个月还是一个季度，使疫情成为一次性的冲击，而不造成持续的影响。这不可能通过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的方式解决，而是要通过精准的行政化的手段，或者说是微观的财政政策，来减小受疫情影响的群体在封冻期内的成本，补贴他们在封冻期内的收入。
法巴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对现在的形势不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实际上很多的政策就没法调整。
陈兴动表示，之前所有的研究机构都认为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还3%，4%，甚至5以上的增长，我觉得根本不太可能。主要是把一季度的91天时间，做几个时间段去判断，全民居家隔离，经济形势就停止了，从产出法角度来讲，看的是农业，农业当然没有受损，假设它不受太大影响的话。制造业当中的普通制造业，或者公用事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八个行业，分别对它进行判断，我当时已经得出结论。当时我这些结论说出来，给我的投资者讲，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你的数字正确，差距太大了，但是现在毫无疑问应该说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这个状态。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短期经济增速现在大家都预测会下滑比较多，中国一季度是负增长，全球二季度应该是负增长。但是我觉得短期增速下滑，现在并不是很重要。
徐高表示，疫情持续发展，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就会持续，这个其实是问题所在。疫情消停不了，我们做经济分析，只能基于疫情这么一个情况，来去推演它对经济的影响，来推演政策的应对，但现在疫情是个高度不确定的东西，这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我们只能再观察。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盛松成表示，如果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翻一番的话，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今年全年GDP增速低于5.6%，就无法达到目标。一季度，当然我也同意大家的分析，基本上是负的，但是我也算过一下，好像不像有些机构算的那么悲观，我们的测算-2~3%左右就差不多了。
盛松成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基本上肯定是负的，二季度也不可能超过6%，如果我们全年要实现5.6%的话，三季度、四季度的任务是非常重的，这个是我对全年的经济判断。当然还要考虑的就是疫情。中国的疫情，基本上大家都看得到头了，但是西方国家国外的疫情怎么样，这些确实真的不在我们掌控之内。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在国内疫情和国际疫情的两轮冲击下，想要维持与2019年差不多的年度增长目标已经很不现实，发展目标需要调整。2020年的政策目标应调整为保持经济社会基本稳定，保障就业和民生。财政政策应该加大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基调应该宽松。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停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直接。一季度工作60天，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少工作一天，GDP同比会减少1.7%。根据我们对疫情影响所作的情景分析发现，一季度GDP负增长不可避免。尽管疫情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如果假设全国完全停工10天，GDP增速预计为-7.4%。这个测算，还没有考虑到3月份的复工情况和政策支持力度，对全年GDP增速的影响则取决于后续政策力度以及今年后三个季度的增速。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应对？
汪涛表示，财政政策应该加大力度，尤其是以加大对职工、对工人工资的补贴，对困难人群的救助，中小企业也需要一些补贴，另外应该加大基建的投入，这需要发特别国债来做，专项债也需要更大规模的扩大，但地方政府的债务毕竟还是有问题，所以可以考虑发特别国债。
陆挺表示，现在疏困的政策不够，我们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家庭的疏困非常不够，接下来可能有一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家庭，要么是破产，要么现金流有问题，另外有不少家庭可能会面临还房贷都有困难的情况，我们确实应该在疏困方面加大力度。除了大家呼吁的消费券之外，可以给予现金支持，特别是对封城时间比较长的，尤其是湖北、武汉这些地方的居民给予较大额度的现金支持，这种疏困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刺激需求的政策。我们更应该加大疏困的力度，而不仅仅是刺激需求，这是在目前阶段非常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政策。
陆挺认为，可以考虑一些特殊的纾困政策。与房地产企业融资相关的政策，这时候也确实需要稍微宽松。从供给侧角度来讲，可以在增加土地供应和新房供应的方面，通过一些市场化的改革。这样既能够拉动需求，又可以防止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把一个城市的土地指标跟其户籍、就业各方面挂钩在一起，同时向农民工和大学生倾斜一些优惠政策，如果能够跟宅基地改革结合在一起效果将会更好。
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表示，我觉得正是因为在海外经济这么糟的情况下，中国的政策能不能变得更加激进一些？美联储政策利息已经归零，因此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已经给了央行一个很大的政策调整的空间，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放松的空间已经大幅度回来，我们应该积极的用，很快的去用，把很高的融资成本降下来。财政政策方面，空间也是非常大的，今年中央政府完全可以突破3%的预算赤字到至少3.5%。在结构改革方面，特别是对土地的制度的改革问题，农民三块地，有大概20万亿美元的财富效应，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赶快把这样的政策释放下来，农民就可以拿他们土地证做抵押，农村汽车、家电消费就会大幅度上升。
邢自强表示，海外多数国家今年都会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率两倍到三倍，来纾困，缓解衰退期的企业和个人的痛苦。我们建议，参考他山之石，要增设特别预算，增发特别国债几万亿，用财政的钱，准财政（政策金融）的钱，和国有企业（水电、租金、出行费用）的钱，为企业和个人在停摆期间的损失部分买单。时间是不等人的，这些目标怎么定，现在就很快了，而不是等到下半年发现与经济预期差别比较大，再不得已放开房地产或者是货币政策。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表示，在货币宽松上要审慎，财政政策可以更积极一点。现在政策调控的核心目的是什么？是确保企业不“倒在黎明前”，这是核心，而非单纯去刺激。货币宽松发更多的贷款，其结果改变不了企业与居民的净资产，因为贷款导致资产负债两端同步扩张；而财政则可以实实在在增加企业与居民的净财富—更有助于对冲疫情带来的损失。所以，我倾向财政为主，货币为辅，实实在在把钱补贴到企业，补贴到居民手中，可能要远比你让他再加一把杠杆更有意义。
程实认为，政策方面应做好四个结合，第一个结合就是宏观的顶层设计和微观落实的结合，从计划落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多顶层设计是想的很好、很全面的，要做的很好需要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的配套改革，以及监管部门特别是金融监管部门对整个金融机构考核机制的改革。
第二个结合就是短期救助和长期扶助之间的结合，实际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和中小企业面临疫情的冲击，可能持续时间比我们想象要长很多，所以从政策建议角度来看的话，可否把扶助的政策进一步延长化，部分政策可以取消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限制，让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可以受到普惠的支持。
第三个结合就是短期的增长政策和长期的发展政策之间的结合。现在整个的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面临比较大往下失速的压力，经济增长的托底很重要的老办法就是基建，基建可以应对增长失速之外，大家最近都在讨论新基建，讨论新基建非常重要的目的还是应该在经济托底的同时保障我们未来发展，特别是新经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疫情过程中同步有所夯实，这是结合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之间很重要的发力点。
最后一个结合就是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经济政策从宏观面来讲，讨论比较多的货币政策、降息、降准、财政政策、减税降费等等，实际上从民生福祉老百姓感受来讲，可不可以有更多一点儿，直接让大家有明显实惠的政策。
丁爽表示，应该让政策信号更加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全可以改成扩张的财政政策，从政策方面来说也是要针对突发性的严重冲击，政策的表述应该不适延用以前比较平常的表述。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可以改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给出的信号就更加明显。一方面要改善供给端，同时更多是维护需求端，而不一定是要强刺激需求。具体财政政策，单年财政赤字建议提到7%，不主张全面的减税，或者说是永久性的减税，在这种情况更多采取阶段性的减税和降费，目的是不要削弱税基。
丁爽认为，货币政策应该起辅助的作用，财政政策为主，辅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防止扩张的财政政策造成的挤出效应，如果是货币政策过紧的话，因为财政融资的需求很大，这样会造成整个市场利率的上行，这样对于实体经济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所以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适度的流动性，防止利率出现上升。另外通过降准或者基准利率的下调，来保证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的下降。
他表示，汇率政策，美元升值非常大，带动人民币的升值，最好使得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幅度小于3%，这样能够防止中国实施的比较宽松扩张的政策利益出现外溢，更多是资助其他国家，而不是政策利益更多帮助中国实现更稳定的增长。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表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可以按照国内既有节奏来放松。目前的节奏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一次降准，适当地降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财政政策应该加快、加大发力，这次疫情会冲击很多中国中低收入群体，会冲击农民工，会冲击服务业行业和中小企业，会冲击出口企业，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需要靠财政政策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量身定制的补贴。所以今年最重要的就是中央政府应该发行抗击疫情特别国债，降准让金融机构来买，并把国债的大部分用于转移支付。应对当前疫情冲击，中国政府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货币政策不是说不要宽松，而是不要那么快地宽松。我们没有必要跟着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该根据国内经济增长的节奏来。毕竟，发达国家与全球经济增速尚未见底，而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见底。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财政政策，一是，湖北灾后重建，可以乘此机会，拨款疏浚沟渠堰塘，把村里面的水泥路铺一下，解决农民工吃饭问题。二是，郊区土地，在稳住房价的时候，是不是限购可以适当放开。三是，关于新基建，新基建要搞，但是其他行政管制也必须跟上去。
货币政策，这个时候一方面财政对于没有解雇工人的失业救济金要返还，同时，对于银行来说，建议把存量贷款转化为累计优先股，存量贷款转累计优先股，解决了银行贷款不坏的问题，也解决这个企业主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开始挣上钱的问题。
鲁政委表示，非常反对跟随西方快速把利率降到极低的位置。我不认为利率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利率过低，资产收益率过低，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最多到零，净息差被大幅度压缩，银行和保险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会大幅下降，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俞平康表示，一是，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第二是不要通过放松房地产行业来刺激经济，但城市土地供给可以加大。第三，对于服务业要进行广泛的纾困，不局限于消费行业，一定要尽快尽早而且要精准，特别是对“所有”（不只是国企）经营性物业的房租进行减免或补贴。
澳新银行大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认为，汇率政策，现在全球零利率和量宽，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是维持人民币随着整个美元来走，今后跨境资金流动带来中国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在负利率的年代里边。如果是我们把利率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肯定是吸引很多资金流进，本来是一个好事，因为这个是人民币国际化比较好的机会。可是这种大量的热钱流进，我们有没有能力来同时稳住金融，这个风险需要留意。
陈兴动表示，如果对现在的形势不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实际上很多的政策没法调整。财政政策角度来讲，目标要保民生，要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
徐高认为，当经济活动被防疫政策强行抑制住时，大家有钱也没法花，这个时候财政和货币政策上面的总量刺激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疫情发展的高峰期，政策应对的关键，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具体措施就是减税，减息，减租，让疫情冲击所带来的压力，能够在各个部门，相对平均地分配起来，能够让大家都承受一点，渡过难关。
中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廖群表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大幅宽松的空间，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空间。尤其是针对疫情受害最大群体的结构性宽松，更应不惜力度。定向降准，定向减税，定向救助等都应尽快并强力地推出，以尽量避免倒闭与失业，这是最重要的。同时，财政政策应担更大的責任，除减税外，以基础设施投资为重要抓手。
连平表示，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未来政策的重心应该在扩大内需上。消费是内需最为重要的领域，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大。未来刺激消费应以大宗耐用消费品，包括住宅、汽车、线上消费等为主攻方向。
沈明高表示，适当释放风险，经济增速放慢实际上就是释放风险的过程，释放风险就是要容忍适当的增速放慢，但也不是消极地允许增速放慢，而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短板问题，建立兜底机制，为下一轮成长修好枝培好土。
沈明高认为，政策重心应从关注生产转向生产与消费平衡发展，相对而言，在全球经济和出口增长放慢的大背景下，制约后疫情时期经济修复性反弹的很可能不是生产能力而是消费能力。为此有以下三个建议：一，调整假期，鼓励企业灵活使用休假、轮岗制度，平衡工作与休假的关系。二，发放消费券，或者直接增加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三，制定“三年民生改善计划”，改善收入预期。
同时，要提高人民币资产回报率。这些关键改革措施的核心，是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核心的结构性改革抓手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学术秘书长钱学宁表示，货币政策跟随产业复苏提供相应信用与流动性，不掉链子即可，在生存面前，降息敏感度不高，对中小企业帮助不大，过度“放水”反而冲向资产价格投机，影响实体资本形成。
三、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应该加码吗？
陆挺表示，最近大家在有关新基建方面的争论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国内长时间在宽松刺激政策方面有一个误区，认为我们拉动经济往往需要把目标直接盯住拉动需求的基建也好，地产也好，汽车也好。然而，我们知道这次既是供给冲击，又是需求冲击。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加大疏困的力度，而不仅仅是刺激需求，我们需要把之前的观念转变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提我们要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在股市上面有些人为此特别热衷于推这种概念，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次的情况很不一样，我们应当把疏困政策也当成经典的政策来对待，而且这是在目前阶段非常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政策。
陆挺认为，我们现在能够拉动的基建，首先就是加快复工已经开工的基建项目，这个复工本身就是逆周期调节政策，一复工就会拉动原材料的需求，也会雇佣工人。另外一方面是对已经规划好的项目，可以加紧开工，而不是说在当下手忙脚乱地推很多新的项目，往往推新的项目短期用处也不大。
陆挺表示，中国房地产行业对GDP的直接贡献可能近10%，再加上与其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对GDP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将近四分之一，不讨论房地产政策，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在宽松刺激政策上的讨论肯定是不完整的。怎样既能够拉动需求，又可以防止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把一个城市的土地指标跟其户籍、就业各方面挂钩在一起，同时向农民工和大学生倾斜一些优惠政策，如果能够跟宅基地改革结合在一起效果将会更好。
张明表示，房地产再走老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房地产要做文章，只能做非商品房性质住房的文章。一二线重点城市，今年可以加大对公租房、廉租房、安居性商品房的建设，但其定价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而且在加大供给的同时，传统的限购限贷政策不能出现根本性放松，一旦逆转，未来风险巨大。在三四线城市，则可以考虑由地方政府在建造成本上适当加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商品房，再将其转化为公租房、廉租房与安居型商品房。地方政府的资金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来解决。这样既可以节省地方政府另起炉灶建房的成本，又能够帮助开发商出清库存，可谓一举两得。
张明认为，基建也可以做，但要避免08年的教训大干快上。目前最重要的是把已经开工的项目尽快复工，把已经审批的项目尽快落地，而非短时间集中上大量新项目。我比较担心的是有的部门依然注重当期收支平衡，而不愿意出现较大规模赤字，也不愿意大规模举债。换言之，及时、宽松的财政政策需要更高层次的力量来推动。
鲁政委表示，所谓新基建是“顶天立地”的，“顶天”是指高科技，“立地”是指和每个人的就业机会其实都有关系。我们测算了一下，今年的投资规模大概就是2.2万亿，中间很多不一定是财政出钱投资，恰恰不一定都是财政出钱才有看头，就表明它的商业可持续性很强，它财政投资的乘数很大。
俞平康认为，千万不要通过放松房地产行业来刺激经济，特别是不能放松对开发商的融资限制。自去杠杆政策实施以来，近几年房地产行业正在进行深刻而健康的转型，从快速销售转向长期持有，从单纯建造转向综合运营。中国有几百家开发商，美国只有五家主要开发商，其它都转型成了运营商，背后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这种健康的转型我们求之不得，转型的进程才刚开始。此时一旦放松对开发商的融资限制，转型立刻倒退，因为开发商自然乐意从银行借便宜的钱去拼速度、上规模、赚快钱，就不愿意投入资源到运营上去赚辛苦的慢钱了。
陈兴动认为，现在新基建当然可以做，但仅靠新基建本身肯定是不够的，新基建是个概念，但是靠新基建把现在的经济，对冲疫情的冲击是不太可能的，一定要把很多其他的部分带动起来。房地产，我非常赞同关于房住不炒这个观点，这个共识，这么多年非常痛苦的形成的共识，千万不能够把它打破掉，这个一定要坚持。
徐高表示，我认为现在地产融资是亟待放松。原因在于，地产行业如果从数据上来看，去年5月份开始，就对地产开发商有过一轮非常紧的融资的紧缩，涉及到开发代，地产融资，还有房企海外发债，房企的资金链本来就挺紧绷，碰到疫情冲击之后，销量下来，房地产开发商回款又落的很低。现在我们来看地产开发商资金到位的情况是非常差，这个时候不放松地产融资，我觉得地产行业恐怕是要出大的风险。从控制风险的角度来说，地产融资应该是需要快速的放松。
盛松成认为，如果对房地产业要调整的话，主要应该是从供给端调整。供给端调整是指什么？就是对它的投资、地块的供应这方面，应该采取一定措施。大家一定知道，最近刚刚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权，将原本由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什么意思？本来是需要报中央批的，现在直接省级地方政府就能批了。这个时候大家就有一个疑问，这么一来以后，是不是18亿亩耕地就有问题了，实际上不是的。各个地方每年的建设用地总量还是中央定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项目并不需要再报到中央去了。而在以前，每一个大的项目全都要报到中央去，这么一来以后，对项目的落地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审批就是一个月、两个月，项目都到别的地方去了。经过这次调整，对推进我们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廖群表示，基础设施投资里边，除老基建外，应尽快启动“新基建”，“新基建”虽然目前的规模比较小，但如果把它的增量做大，也可以有比较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新基建”是短期增长和长远发展的一个结合点，短期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将为我国及全球经济的將來——新经济，即智慧型经济或信息经济，打下必要的发展基础。其不会产生不良资产，而是当前阶段最为高效的中长期投资。
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表示，过去这十年我现在也是第一次觉得，这回必须得靠基建和房地产。靠基建和房地产，最后靠什么样的基建和什么样的房地产，可以相对来讲对我们中长期的目标，防风险，投资效率的目标影响相对较少，我觉得也比较支持之前体到的安居房，支持社会分配的农民工，第二次分配的农民工这些房地产相关的建设，我们看到了在去年已经新增发了八千亿地方政府城投债，基建最后也只有3%到4%。就算在那么努力的情况下，也就只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能有点什么，我觉得都应该政府赶紧把自己手里的牌都应该打出来，而不是再等等，再看看，再观望。
钱学宁认为，房地产是民生常态行业，不存在“去不去”。放开房地产不是放开价格炒作，而是解决土地供给约束，改变供给结构，稳定居住商品房开发与市场供给，结合地方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双限”逐步放开、行业并购等，推动房地产的真正市场化。
连平表示，在经济运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不认真审慎一下房地产政策恐怕是非理性的。考虑到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具有较好的拉动效应，房地产政策应在坚持“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前提下“因时而变”。应支持金融机构向有市场需求的房企扩大信贷，促进拿地和施工，满足市场合理需求。应鼓励和支持市场刚需和改善型需求。在一些一、二线城市，可以适当放松限购，便利购置改善型的第二套房，首套房首付比例和第二套房首付比例可以适当降低，适当降低改善型二套房的利率，但限价政策不宜松动。房地产政策“因时而变”并非放弃“住房不炒”政策，而是加大力度支持刚需和改善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