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学会辨别经济学家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一般而言，经济学家从不同视角可以有多种分类。我曾指出基本有三大类。一是理论经济学家，二是政策经济学家或叫应用经济学家，三是从事普及教育、写财经时事评论的经济学家。简单说，理论经济学侧重经济学抽象理论的研究、发展。经济现象是重复的、沉默的。大量复杂现象背后的因果联系规律、公理，是需要经人脑心智的思考、抽象，形成概念、假设前提，逻辑演绎、去求证、去发现，这是理论经济学家的任务。而政策经济学家的任务，是面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和矛盾，在自觉与不自觉依据某理论规律中、去寻求解决问题与矛盾的对策，研制制度、政策或改革方案。我曾把这两者喻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据说国际学术界对此提法存有尖锐的争议）。两者各是术专有攻，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能。两者之间不存在知识上高低的差异，都是属于人类认识、适应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或者一篇文章同时兼有上述两种角色是可能的。从亚当·斯密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以来，历史上的一些经济学巨匠，在创新、建立理论体系的同时，往往又是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建议。
但是，在中国当今，视为西学的经济学，西学东进的历史毕竟不长。作为作者，在撰写一篇或一本经济学文章或书籍时，首先自己要心中有数，当下是在叙述“科学理论”？还是在制定“工程方案”？抑或两者兼有？但不管属哪种，需谨防的是“蜻蜓点水”。两者兼具不是不可以（像经济学巨匠那样）,但不要出现让人担心的，两者兼具，两者却都是浅而辄止、不专业、不精深。作为读者，面对眼花缭乱的经济类文章和书籍，首先要有个大致的判断，作者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即学会辨别作者日常是擅长经济理论的，还是擅长政策研究的？而作者现时、当下的文章书籍又是在讲纯学术理论，还是在讲政策制度实际? 因为市场上常有些文章书籍让人“闹心”，“四不像”。有的明明是在讨论一个很具体的难以与理论逻辑和科学范式沾上边的经济政策，却往往扛着很时髦的、“很宏观”的纯学术大旗。有的文章似乎在争论、创新一个恢宏的理论框架，但却又少了点经济科学的“范式”和理论抽象的知识体系描述，充斥的是政策研究的经验材料和历史资料。因此，如果读者不想浪费时间，想有目的地去读书，或汲取理论养分，或了解政策趋势，则读书前稍有思考，注意辨别，学会选择，是很重要的。
其实，“科学家”和“工程师”着力的“用功点”是不同的。要知道，一个抽象理论、公理的形成，是按照理论思维的规律，在剥去大量的、具体的复杂现象之后，经人脑心智抽象思维的结果。这是“科学家”的“用功点”。若当要从抽象的理论出发，重点去研究解决一个具体的、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往往应注意把理论形成时曾在抽象思维阶段被舍去的具体现象因素再放进现实去，即解决现实问题时要联系当下的具体环境，增加考虑围绕现实问题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此“用功点”，往往是要经历一系列具体中间环节的过渡和分析，理论也许才能指导实际。即研究解决现实问题时的“工程方案”，不考虑特定时点上具体的时空因素，简单搬用产生于某一国家在某一历史发展环境下的经济学个别理论、结论，去试图解决另一国家当今的具体复杂问题时，往往不是隔靴搔痒，就是容易出现被诺奖得主科斯所曾讥讽的“黑板经济学”。
2，要充分认识到迄今人类对经济社会的认知是很有局限的，是不断发展的。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基于在人的认知的局限性前提之下，认识经济社会、能动作用于经济社会、又从曾被作用过的经济社会中抽象思维而形成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
18世纪，曾在经济科学建立之初被推崇、所模仿的物理学，其发展本身经历了从经典力学到热力学、光学、电动力学，直至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也并不意味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据称人类现对世界的认识也仅仅占5%，对95%的暗物质世界还尚未认识。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家还正雄心勃勃在探索把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和研究宏观宇宙的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的“终极理论”）。
相对成熟的物理学尚且如此，“年轻的”经济学又何尝不是？从经济学说史的竖截面看，没有古典经济学能产生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没有马尔萨斯，能有凯恩斯？从横截面看，在德国19世纪中期，要摆脱以封建庄园经济、农业经济为主的落后局面，德国社会当时主流的经济理论当然极需的是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和历史学派，反映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成果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对当时落后欲崛起的德国经济来说，肯定是隔靴搔痒，被不屑一顾，不管新旧历史学派思想是否被当时和后来的主流经济学派所承认。同样，随着美国崛起时工业社会的快速成长和一战前西方文明曾一度面临的断裂和崩溃危险的情景，城镇化中大量移民潮带来的社会严重冲突，人们普感困惑与焦虑，在曾被称为“乱世之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对当时带有批判性的凡勃仑制度主义经济学自然得以大盛其世。这是一种经济学说产生的时代必然性。有必然性自然就有其合理性。
今天，我们在对待现代主流经济学同样应坚持哲学意义上的批判眼光。从学说史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产生了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初期的野蛮“发育期”，催生了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制度主义的批判。德国的崛起，在德国本土经济学上产生了历史学派。进入20世纪，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在美国的交替坐庄，只是意味着世界主导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与困境的转化，并不意味主流经济学“历史的终极”。而对落后贫穷国家的增长与发展来说，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难道能是解决他们问题的“圣经”？根本不可能。今天，作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权威的保罗·罗默发出了对DSGE模型的批评声，喻示着由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开始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喻示着人们对当代主流经济学危机的担忧。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过于偏向数学主义的形式化和过于强调均衡的静止分析。现有的理论模型又不足以统揽分析解释新一轮全球化下世界经济运行的动态演化。因此，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逻辑出发，我们理应展开双臂，期待和欢迎经济学研究将出现从更全球化、更历史动态性的视角进行理论创新。对在任何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流行的经济理论，要承认有前人的智慧结晶，既要尊重其，学习其，但又不能盲目迷信，要敢于怀疑，鼓励创新。
3，要看到在经济学术史上，不仅主流经济学思想是深刻的，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同样也是深刻的。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区别，在学术界意见并非完全一致。一般而言，古典、新古典、包括宏观、微观经济学内容在内的现代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其旨在研究资源配置、经济稳定与增长诸问题，即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问题。非主流经济学包括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演化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和历史学派等，旨在研究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探究制度演变的动力力量和形成路径，因此往往是跨界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是反映复杂社会的系统研究。此引出主流与非主流学派的概念，只是想简略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要注意到，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财经舆论界在介绍现代经济理论时，往往介绍主流学派理论太多，对非主流学派介绍甚少，有的甚至认为非主流学派不值一提。此做法有点偏颇。
第二，从经济学术史角度看，主流理论往往是在非主流理论的批评声中不断修正形成的。有的是直接吸收了非主流理论的部分思想进行了完善。经济理论的历史是不断演变的历史。今天的非主流内容可能就是明天主流的内容。人类经济史的实际状况及其演变更是明确地印证了这一点：全球迄今的人类市场经济史事实上是一部被经济学家人为分割的、所谓主流和非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由其分别衍生的经济政策所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此方面，有着举不胜举的历史故事和案例。因此，经济理论的创新和繁荣，往往要格外重视非主流理论的批评。
第三，纵观近五百年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史，几乎无需证明的历史事实是：不管你承认与否，世界各国在发展中，其经济实力始终存在着强弱、大小之分、并且始终处在大国兴衰变动更替之中。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在国于国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平等和不平等的竞争中，小国、弱国的经济发展及其特征往往是受制于世界霸权国家、拥有巨大货币财富实力或国际主导货币国家的影响。并且，又受制于该霸权国家经济所处的霸权上升或下降的不同历史阶段、或同一阶段不同经济周期中繁荣、衰退时特定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的影响。因此，在历史上，身处“中心——外围”不同环境下的“外围”国家，出于其经济发展的自身战略需求，自然对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取向或者“政策嗜好”会有差异。其实，当初德国和美国崛起之时之所以分别产生、兴盛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今天的“嗜好”并不意味着是明天的“嗜好”。从世界经济史角度看，正像威尼斯、葡萄牙、荷兰、英国及美国等国，当处于不同时代的霸权兴盛地位时，都是积极推行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同内容的全球化政策，但在赶超和崛起之初，却都无一例外地有着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等体现国家经济主权意志的政策干预和支持。
因此，由此给人以思考：到底什么是理论？理论是研究事物因果之间联系等规律，是知识概念的体系。作为一个有用的理论（好的理论），在不同的时空下，对不同的经济主体（国家、企业、家庭），是否会有不同的标准？作为微观理论，在同一市场机制条件下，作为“选择的科学”，仅是研究有限资源的配置（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分析已被扩展到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创始者、诺奖得主贝克尔<G.S.Becker>所研究的歧视、犯罪、自杀、离婚等人的行为），可以是普适的理论。但是近二三百年来大国兴衰更替史和落后国家不同的赶超史表明，作为指导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竞争时空下，研究寻找一国财富和增长的路径，理论倾向和政策选择肯定是有差异的。可以说这一分析视角也不奇怪。这雷同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中的细分类和经济学中的各门应用经济学的细分类，宏观经济理论也许是可以分层的。当然，这丝毫不否定，若是在类比相同的条件下，一个有用的宏观理论（好的理论），自然应是普适的，是不分国界的。这里强调的是，在各国经济发展的竞争的历史动态进程中所需的理论指导和政策选择肯定是有差异的。由此看，要解决经济学研究中一提起就“使人着迷”的穷国富国长期增长问题，现代主流的宏观增长理论自然是不能覆盖解释的。
当下，中国正处经济转轨的巨大变革时期，世界诸国的大小、强弱之分，也正处于剧烈变动、转化之时。因此，作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读者，要充分看到，在课堂教学中的由过去实践所抽象的“教授理论”与在实践发展中已明显反映“教授理论”滞后与不足的差异。要学会识别，课堂教学中的“教授理论”和不同国家经济实践中理论与政策“选择”的差异取向。因此，在当前全球范围内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创新跟不上真实世界变化和经济实践的环境下，课堂上的“教授理论”可以继续讲授流行的、主流的经济学，但更需谨而慎之，需要有时空感、历史感。一门好的经济科学教学，往往是在对学生和读者讲授当下主流理论是什么的同时，同样应需要讲授当下主流理论的困惑与局限，需要让学生和读者多了解些经济学说史，多了解些经济学术思想的演变、师承关系及其学术思想史上过去与现在曾出现的争论及其背景，这也许更有助于他们对经济学作为一门发展的科学理论的融会贯通。正如当今如果只知道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之市场机能理论，不知道罗纳德·科斯的市场交易是要有成本的非主流经济理论，只能说对市场经济只是了解了一半（遗憾的是，迄今这“两个一半”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又往往是被安排在不同篇章分别阐述的）。因此，对待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态度，我们既不要盲目迷信，视为“完美的科学”，不敢挑战与怀疑。要充分看到，当今全球经济学界对主流理论的各种批评与怀疑，恰恰表明了主流理论的缺陷，表明了正是给予我们可以探寻创新的线索与空间。同时，也不能采取简单否认、一概排斥的态度，无知地拒绝前人的智慧结晶，盲目自大，视经验性、政策性研究为有普适意义的理论研究。科学研究要讲究“范式”。当然你可以进行颠覆式的“范式革命”，如经济学说史上的“3S”——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即使比不上“3S”，不是“范式革命”，没有如此辉煌的体系式学术创造，部分的颠覆、部分的改善也是可喜的，但是必须是逻辑自洽，能在学术专业群中得到多数的承认。总之，在理论研究上，唯有怀疑的、科学探索的态度，百家争鸣的氛围，才是理论创新的明天。